【背景】“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关于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议案、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田伏洲的提案就指出,目前中国已出现新增劳动力迅速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等现象,建议适当调整计划生育的政策,变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众多支持,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也在“两会”上正式提交《关于放宽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认为“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贺优琳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新的人口问题,老龄化加速,老人赡养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最近全国闹“民工荒”,都与城市严格的“一胎”政策有关。长远来看,经济发展都将因此受阻。
按国际惯例,当60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
那么,放开“二胎”,真的能够缓解中国日渐老龄化的问题吗?现在是否已经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窗口期?“独生子女政策”应当继续下去吗?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指出,首先应当明确,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与解决现时的老龄化问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人口学中是两个不同问题。没有人认为,只要改变“一胎”政策,就能立刻改善中国人口的老化问题。造成老年人比例上升的原因有很多,“一胎”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日剧加速的人口老化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结果。
因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及早实行开放的人口政策,尽管不能使现阶段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发生变化,但对于中国缓解未来的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放开生育控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紧迫性。
在王丰看来,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如目前不考虑放开生育控制,那么未来中国社会就将面临人口长期负增长、家庭负担沉重、劳动力相对缺乏、抚养比进一步上升。如果劳动力匮乏,家庭亲属结构人为扭曲、老年人比例大幅增加,会造成诸多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
王丰强调,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一胎”政策,是 “在特殊时期不得已执行的紧急政策”。而中国目前的生育现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出台政策的约束条件已不存在,这也要求生育政策适时调整。
目前,中国的确仍需保持低生育率,但这并不等于严格执行“一胎”政策。事实上,中国应当允许有条件的家庭“生二胎”。事实上,即使允许生“二胎”,从长远来看,中国人口总量仍然会在10多年后便达到高峰,随后进入绝对下降的通道。
实际上,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妇平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就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谓人口总量不增也不减的相对稳定状态)。近20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远低于2.1,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总量将呈现一代人比一代人少的趋势。
王丰指出,中国控制人口的目标业已达到,“没有必要再坚持这一政策,让百姓继续牺牲”。官方人士称,中国的生育政策将“整体稳定、逐步微调、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但现实问题在于,该政策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落到实处。
王丰建议,应当切实按照“分类指导”原则,把有调整生育政策需求的地区、有条件的人群区分出来,适当放宽人口政策。以上海为例,该地区的生育水平在全国长期处于最低,连续保持人口负增长,可先行试点放开“二胎”。
中国曾先后允许农村独女户和“双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今后还可以考虑从上海这样低生育率的城市开始,允许“生二胎”,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这样,既不会导致人口压力迅速增加,又能够使地区之间的人口趋于平衡。
王丰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压力,也不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因此,中国更应从长远发展考虑,从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出发,适时放开生育控制,以应对未来日益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危机。■
(记者 刘志洁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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